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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陽每年秋冬都會在城西架設浮橋，方便與北岸樊城（鄧城）的車馬陸路往來，汛季漢水大漲時或者有大宗物資需要直接運往上游的金州、漢水等地，浮橋就都會拆除掉。

　　不過，紹隆八年年底，除了襄陽城西臥龍集渡口照舊例架設起一座浮橋外，襄陽府衙又征募輜兵民伕在城東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架設了一座浮橋。

　　漢水自西往東流入襄陽府境內，但在襄陽城的東北，近乎是拐了一個直角大彎，流向折轉南下，往郢州、復州境內而去。

　　自北而南的唐白河在流經整個南陽盆地之后，也差不多是在這個直角大拐彎的頂角處流入漢水。

　　千百年來，漢水及唐白河上游數以億計的泥沙沖積而下，在這處大灣里沉積形成一座南北綿延近二十里、東西寬十一二里的江心大沙洲。

　　先秦時有人在沙洲的邊緣用土石橫截水流，留下幾道缺口，以竹木所制的魚簍放置在缺口后捕撈魚獲——古時這種捕魚方式名為魚梁，于是這座沙洲千百年來被人們稱之為魚梁洲。

　　襄陽城東有一大片泥沙沖積形成的灘地，魚梁洲與之隔江相望，乃是魚梁坪。

　　魚梁洲東面，迫近漢水東岸的鹿門山，乃大洪山余脈，亦是漢水東岸郢州北上南陽的門戶之地——魚梁州南側的石灘地，因為地脈與鹿門山相接，又名鹿門灘。

　　魚梁洲將轉折南下的漢水一分為二，東水道乃是通往唐白河口的主航道，西道乃是通往襄陽城北津渡的主航道。

　　京襄工造日益繁盛，魚梁洲東水道也是越發的舟楫如林，每年都有成千上萬艘商船途經于此，將云陽、泌陽等地所產的鐵器、棉紗、棉毛織品、木材、茶藥等商貨運往荊湖、江淮等地，甚至途經杭州、揚州、潤州出海，遠銷海外藩國。

　　在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東水道之上架設浮橋，雖然說沒有完全將漢水水道完全封閉起來，航船還可以通過西水道前往唐白河水道，但對日益繁盛的船運也有所妨礙。

　　世人正疑惑間，等紹隆九年的年節過后，府衙又征募上萬輜兵、民伕在魚梁洲浮橋南北兩側筑起大堤——從魚梁坪東灘開采卵石，用竹編大簍承之，沉入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水道之中截斷水流。

　　這時候世人才恍惚大悟，襄陽府衙這是要在漁梁洲與鹿門山之間建造大鐵橋。

　　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東水道寬一百五十丈，此時京襄工造再強，也絕沒有能力直接建造橫跨一百五十丈的超級鐵橋。

　　修建漁梁洲大鐵橋，就需要先在漁梁洲與鹿門山之間的水道上下游修筑大堤，將水排空后在河床上建造三十組超大型橋墩，然后將一段段拱形橋梁架設到這些橋墩之上，連接漁梁洲與東岸鹿門山的陸地。

　　又由于魚梁洲與魚梁坪之間的水道更為開闊，寬逾四百丈，同時還承接汛季猛烈的洪水沖擊，短期內不適宜建造超大型鐵橋，到時候會用固定的浮橋連接魚梁洲與魚梁坪兩岸。

　　在這一系列的工程完成之后，除了漢水東西兩岸有固定橋梁連接外，舟船又可以從鐵橋拱洞間通過，不會中斷航運，才可以說是初步打通襄陽的水陸交通瓶頸。

　　即便是取了一些巧，魚梁洲大鐵橋不要說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放在當下也是超乎絕大多數世人想象的超級大工程——雖說京襄這些年也積累了不少鐵鑄修造的經驗，但以往所造鐵橋，最寬也不足魚梁洲大鐵橋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將襄陽大橋建在漢水轉折南下的魚梁洲與鹿門山之間，除了借助江心魚梁洲大幅縮減鐵橋的建造體量外，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技術原因，就是魚梁洲東西兩側的水道，汛季時東水道受水流沖擊最弱。

　　魚梁洲大鐵橋，乃是泌襄大道銜接襄陽城的要沖，擇址于此，也方便泌襄大道將來沿著漢水東岸往南延伸。

　　此時進入修造階段的泌襄大道，乃是徐懷構想中南北主干道的一部分，未來需要繼續往北、往南延伸。

　　泌襄大道北延線，經方城延伸至葉縣的砂石路已經同時開工建造，后續還將貫接襄城、許昌、長葛、新鄭，延伸到鄭州治管城。

　　泌襄大道南延線，則是經鹿門山往南，沿著漢水東岸，往郢州、復州、鄂州境內延伸，直抵長江之濱。

　　唯有做到這一步，這條大道才算是初步將帝國的南北部貫接起來。

　　襄陽老城位于硯山（荊山余脈）與漢水之間，地形狹仄；文橫岳主政期間，又在舊城以西，于隆中山北麓與漢水之間拓建新城。

　　整個襄陽城加起來，東西長逾九里，南北約有四里縱深，放在以往可以說是一座大城，作為帝都所在，顯然還是太狹仄了。

　　而襄陽城南面受阻于硯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漢水，沒有拓展的空間，同時襄陽城與更為廣闊的南陽盆地以及荊湖北路的隨郢安黃等州，被漢水阻隔——哪怕魚梁洲大鐵橋建成之后，也是遠遠不能滿足作為帝都的陸路交通需求。

　　司空府規劃襄陽新城時，主要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將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陽，一是在漢水東岸、鹿門山以北的棗陽縣南部地區擇地建城。

　　司空府反復權衡，最終決定將未來帝都的新城，建在漢水、唐白河以東、鹿門山以北的開闊地帶，這樣除了泌襄大道作為貫穿帝國南北的主干道能盡可能拉直外，還能節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鐵橋的巨量投入。

　　唐白河作為云陽、泌陽南下襄陽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斷航運，又要保障陸路通暢，就必須建造大型鐵橋，而其他相對次要的河道，短時間內則可以架設浮橋，節省建造成本。

　　當然了，收復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還都的聲音。

　　現在要在漢水東岸，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顯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會引起一片嘩然。

　　因此，徐懷與史軫、韓圭等人商議，決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說。

　　現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魚梁洲鐵橋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線等大型工造外，前期會在漢水以東建造京襄最大規模的商貨中轉碼頭及儲運地。

　　同時還會在鹿門山以北建造選鋒軍第三鎮駐營及訓練地，先將漢水以東、鹿門山以北十數里方圓的建設土地都圈占過來。

　　后續還會將司空府、襄陽學舍以及平涼郡王府等建在東岸。

　　至少要鋪墊三五年，等東岸建設稍微有些規模之后，又或者說司空府進一步掌握朝野局勢，等滿朝文武都在襄陽扎根安定下來之后，再正式拋出帝都新城的建設方案不遲。

　　當然了，推動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設，朝野也有很多勞民傷財的批評。

　　不過，為了避免過度消耗民力，徐懷推動大規模工造上馬，從來都是采用征募相結合的方式，從來都沒有以強征徭役的方式，強行驅使民眾做無償的重體力勞役——對戰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戰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勞作之后，也會恢復庶民的身份。

　　專門征募從事工造的工輜兵，哪怕發放的餉錢再微薄，也會保證略高于同期的耕種收入。

　　然而這一切，都依賴于司空府日益強力的財政收入進行支撐。

　　徐懷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沒有大幅提高江東、江西、荊南、荊北以及浙東的稅賦，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納租賦錢糧，大體保持在第二次淮南會戰期間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來，中樞歲入也主要依賴于這五路所上繳的錢糧租賦。

　　包括鐵鹽茶布等商貨的榷稅在內，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為中樞提供近三千萬貫的歲入。

　　除了江東、江西等五路之外，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處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納錢糧有限，天宣年間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狀態。

　　汴梁失陷后，建繼帝在襄陽登基，這三路每年所納錢糧也僅有兩百余萬貫。

　　司空府此時對這三路也是鞭長莫及，徐懷也沒有想著去開拓這三路的稅源。

　　西蜀路的賦稅，主要供應東川路、西秦路的戰事；浙西路此時基本為葛氏割據，而淮東路的租賦錢糧，目前也是由韓時良其部自征自支。

　　中樞目前每年從南部諸路征納三千兩百萬貫錢糧，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過，隨著洞荊匪事的剿滅，南方諸州縣的治安狀況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員或主動或被動，近年來也采取諸多清田平賦、打壓豪強、開墾荒地、安置流民、擴大稅源等措施。

　　這不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稅收開始有所恢復；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于宿衛禁軍裁撤之后沒有新設，再加上內廷開銷大幅縮減，目前中樞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諸部院司數千文武官吏的俸祿及各種公帑錢，每年總的開銷縮減到八百萬貫。

　　在紹隆六年以前，僅內廷養著五六千名內侍宮女，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開銷，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萬貫；雖說這相比較天宣年間的內廷開銷，已經是大為節省了。

　　扣除中樞每年八百萬貫的度支，諸路每年上繳中樞還有兩千四百萬貫租賦錢糧可以開銷，則直接掌握在以史軫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蓋掉靖勝、宣武、天雄、驍勝、選鋒五軍總計十五萬戰兵、五萬諸路州府輪戍兵馬以及各條防線上總計十五萬守兵的軍餉、兵甲裝備、營舍防壘軍寨建設等軍資開銷。

　　就整體而言，軍資開銷相比較紹隆六年以前并沒有多大幅度的增漲。

　　一方面將卒總的軍餉規模沒有提升，甚至還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資極巨的軍功賞賜。

　　對驍勝、宣武、靖勝三軍近十萬將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將卒家小現在基本上都能保證糧食等基礎生活物資的自產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軍餉去購買飛漲的高價糧——將卒家小種植的糧食、棉花以及養殖桑蠶甚至還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資征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