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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櫟木打造的戰艦，已經在秋天時正式下水。

    第一批戰艦共兩艘，皆為蓋倫船型。一艘650噸，一艘500噸，四桅，加掛橫方帆。

    蓋倫帆船上掛橫方帆，這種操作始于三十年前，又被稱為“佛蓋特帆船”。后來的風帆護衛艦，名字也叫“佛蓋特帆船”，但兩者并非一回事兒。

    另外，甲板上層建筑，在設計時刻意減少，艏樓也變得比一般蓋倫船更矮。

    這種改變，都是為了讓船身更輕，并且降低船體旳重心。不但航行時更加靈活，而且不易被暴風雨弄翻。只不過從外觀來看，沒有改進前高大威武，顏值妥妥的屬于減分項。

    歐洲也在做這種改進，甚至把前桅后移到艏樓的正上方，如此就讓桅桿分布更合理且更有效率。

    “好船！”

    鄺鴻還未登船，就不由贊嘆。

    鄺鴻是鄺露的長子，他爹之前擔任貴州左布政使，如今已調回南京擔任戶部左侍郎。

    鄺鴻本身投效大同朝廷也早，善詩書、音律、騎術、劍法，歷史上募兵抗清，戰死于廣州城東郊。

    張岱、劉湘客高升之后，不可能再親自出使外邦，鄺鴻這次被任命為談判使者，帶著荷蘭戰俘的腦袋前往巴達維亞。

    “這兩艘船，是荷蘭造船師和漢人造船師，一起設計打造出來的，”洪旭笑著介紹，“兩幫人差點打起來，漢人造船師死活要用硬帆，后經陛下定奪才使用軟帆。漢人造船師，要在船底加梗水木，荷蘭造船師不知此物，鬧到陛下那里之后，這次是漢人造船師贏了。”

    梗水木，就是減搖龍骨，依靠船舶橫搖時的流體動力作用，產生穩定力矩來減輕船只搖擺。遇到暴風雨時可以發揮奇效，平時航行也能讓船只更穩定。

    中國的這種艦船減搖裝置，至少比歐洲早七百多年（以出土實物為準），從宋代一直沿用到清朝。而歐洲，一直到18世紀末才發明出來。

    大同海軍這兩艘新艦，結合了東西方海船的優點，并非啥都由荷蘭造船師說了算。

    鄺鴻帶人登上戰艦，荷蘭戰俘的腦袋，全部用木匣子裝著。

    洪旭一邊走，一邊介紹道：“之前繳獲的西班牙船，被命名為‘大同號’，現在改為‘臺灣號’。這艘最大的新艦，叫做‘廣州號’。旁邊那艘稍小的新艦，叫做‘福州號’。‘廣州號’上，有大小火炮40余門，最大的一門是六千斤炮。”

    鄺鴻聽得豪氣十足：“恃此巨艦，當可揚帆四海！”

    鄺鴻是廣東南海人，從小就見慣了海船。如今自己坐上650噸的廣州號，突然不想當文官了，想轉為海軍大將縱橫海洋。

    海軍艦隊，從太倉港出發。

    前方有幾條小船，牽引指導海軍大艦，一路避開淺灘礁石，從長江順利進入海面。

    領航員手里捧著航海羅盤，這玩意兒可以配合《海道針經》使用。

    《海道針經》集合了無數中國航海家的心血，從宋代就開始積累。剛開始只記載中國附近海域，直到鄭和下西洋，把印度洋那邊也記錄下來。

    鄭和的航海資料雖然大部分遺失，但其《海道針經》卻有流傳，萬歷年間刊行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就是一套鄭和下西洋的針路簿。

    大同海軍使用的《海道針經》，搜集整理了大量針路薄，同時還讓各省海商貢獻自己的航海圖。匯總之后，《大同海道針經》刻印，民間海商也能高價購買。

    天干、地支、八卦，將航海羅盤分為24等分。

    沿用鄭和下西洋的針路定位：太倉港口開船，用丹乙針，一更，平吳淞江。用乙卯針，一更，到南匯嘴。

    翻譯為人話：太倉港起航，沿105度方向行駛，途經十里（有說十二里）到吳淞江。再沿97.5度方向行駛，途經十里，到南匯嘴。

    鄭和航海的所有路線，全部都有準確定位，比如在南洋海域——

    “蘇門答臘開船，用干戌針，十二更，船平龍涎嶼。四十更，船又用辛酉針。五十更，船見錫蘭山。”（從蘇門答臘港出發，沿307.5度方向航行，途經120里，可達龍涎嶼。繼續前進400里，轉為277.5度方向航行，前進500里之后可見錫蘭山。）

    如此針路定位，堪稱古代版傻瓜導航。

    當然，海上瞬息萬變，一陣風就能吹偏航線，于是還要配合使用“牽星過海術”。

    有文獻記載的，是明末蘇州馬懷德收藏了一套牽星板，這套牽星板常被后世贊頌為中國古代航海導航器。但事實上，馬懷德的這套牽星板，根本測不出鄭和航海圖里的星辰高度。

    鄭和航海圖里，動輒星高十四指、十五指，而馬懷德的牽星板最多能測算十二指，還得繼續增加牽星板數量才行。

    鄭和使用的，可能是量天尺，又或者叫牽星尺，也可能是加量的牽星板。

    而大同海軍，直接采用歐洲人的直角儀，其實原理都差不多。而且，直角儀的使用方法，很早就在中國出現了，只不過沈括當時用的是弓弩。

    順著寒流和季風，鄺鴻很快抵達廣州，在那里補給一番之后，又加入了五艘廣州艦隊的軍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