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沙瑞金的批評，很多剛開始都是明貶暗褒。但是沙瑞金不愿意，他表示要提升強度。
這是對這次民主生活會定下基調。
這次就是要來點真實的，是要批判某個人的。
所以才有了田國富的發言。
建個籃球場，這種事情算什么？田國富上綱上線，看似凌厲，但其實毫無傷害。
祁同偉也配合著談了一下沙瑞金的不良習慣，其實也都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他也沒打算這個時候進行沖鋒。
至于李達康，雖然狼狽，但是對于他的問題來說，其實已經算是輕松的了。
這是所有人都知道沙瑞金態度的情況，不然肯定會更加兇險。
現在輪到高育良了，高育良推了推眼鏡，笑了：“剛聽完沙書記和達康書記的發言，我很受啟發，對自我的認知又更深刻了一些。我申請最后一個發言吧，不然我怕其他同志在我后面不好開口。”
說完他掃視了一眼會場，然后看向沙瑞金：“不知道沙書記能不能批準？”
沙瑞金也笑：“那好，有認知是好事啊。就育良同志收尾吧。”
所有人都知道，會議的重心在哪里了。雖然早有猜測，但是這時候確定了，總歸是心里松了一口氣。
于是紛紛踴躍發言，對自已的批評深刻全面，對他人的批評辛辣入骨，但仔細思索，內核里面確實是高度克制的。
還是一團花團錦簇的官樣文章罷了。
比如，批評劉長生不管事，卻不敢用懶政這樣的字眼，只敢說很多事情想向劉省長匯報，卻被拒絕。劉長生自然是深刻檢討，然后自陳精力不足，說很多事情已經移交給祁同偉副省長審批了，不會耽誤事情。
還有，批評祁同偉。祁同偉一個剛調來不到三個月，一直勤勤懇懇在省府工作，還不喜歡打籃球，只是早上起來跑個步，也沒有人給他修個跑道。批評他什么呢？還是有角度的，有人批評他孤芳自賞，和下面干部的鏈接不夠深厚，很多干部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祁同偉也是虛心接受，然后說會多去各個廳局調研，多開座談會。
其余等等，大多是這樣。
這段時間，會議氣氛很是熱烈，但是高育良一直沒有發言。沙瑞金主持會議，不斷點人發言，也從來沒有點到高育良的頭上。
終于，最后一個——田國富發言了，下一個就高育良了。
田國富本以為也是走走過場，沒想到祁同偉卻驟然發難。
“田書記，我覺得你這段時間有點不務正業了。你身為紀委書記，卻一直操著組織部長的心，一直在干部人事任命上下功夫。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省委副書記呢？你多次在各個會議上說漢東的政治生態有問題，但是你到漢東這么長時間，不說副部級的干部，怎么一個正廳的貪官都沒有抓過？漢東的政治生態要真像你說的那樣，怎么紀委一點動作沒有？這到底是能力問題還是態度問題？值得讓人深思啊。”
田國富有點微微愣住，他沒有想到還會有這一出：“祁省長是在將我的軍啊。我們手上確實有一些線索，但是證據還不夠固定，我們內部也正在醞釀一個大動作，請祁省長拭目以待。”
這時候一旁的劉長生突然插口：“紀委的工作效率也有待提高啊。都這么長時間還在醞釀，是不是人手不夠啊？剛還從檢察院調了人過去。要是人手不夠，可以明年省考多招幾個人，可以跟組織部吳部長提嘛。”
祁同偉一旁補充：“哪用和吳部長提，田書記自已就干了部分組織工作了嘛。”
吳春林對田國富的越權行為也有意見，佯裝驚訝：“紀委真的人手不夠嘛？沒聽田書記說過啊。明年省考來不及了，可以先從其他單位借調啊。”
田國富正準備大展拳腳，突然自已成了眾矢之的。但他也不是易于之輩，他一瞬間就分清了敵我對立。
祁同偉是知道馬上要對高育良動手，作為高育良的弟子，他沒法向始作俑者沙瑞金下手，只能拿自已出氣。
劉長生是因為侯亮平的遷怒。
吳春林是因為工作上的怨氣。
田國富知道，和吳春林、祁同偉的矛盾是現在無法解決的，但是劉長生的問題確實可以解釋的。
于是他開口說：“紀委這段時間確實工作效率不高，這主要是因為現在巡視組在漢東，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配合。你們可不知道，巡視組有個女的副主任，年紀輕輕，做事卻極其老練，提的要求刁鉆，我們也是疲于應付啊。”
劉長生沒提侯亮平，田國富沒提鐘小艾，但互相卻心照不宣地進行了-次交流。
田國富表示，調侯亮平來紀委，不是我的主意，是鐘家的動作。加上現在傳得沸沸揚揚的“分手費”言論，田國富的話，可以說是對“分手費”進行了一次背書。
另外，田國富繼續說道：“我們之前也有了目標，但是現在巡視組在漢東，也要考慮影響。這時候漢東出了大案，萬一造成了惡劣影響，巡視組的報告怎么寫？我們省委不就被動了嗎？”
解釋完了，田國富繼續自我批評，畢竟是民主生活會，哪能別人一批評你就反駁：“不過劉省長和祁省長的批評我虛心接受。這段時間我工作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我會深刻反思，積極改正。”
沙瑞金點頭，然后開口結束了話題：“紀委這段時間確實比較忙，但是在座的各位哪個手上不是一堆事情？忙不是理由，更不是借口。國富同志，你要好好反思。”
田國富：“好的，沙書記。”
沙瑞金環顧一周，問：“還有哪位同志要發言？”
沒有人應聲。
田國富說：“沙書記，只剩下育良書記了。”
沙瑞金仿佛剛想起來似的，點了點頭，看向一直安靜坐著的高育良：“育良同志，那該你了。”
高育良放下手中的筆，抬起頭，臉上帶著一貫的儒雅笑容。他推了推眼鏡，那是一個標志性的動作，在座的每個人都見過無數次——常委會上，匯報工作時，接受批評時，都是這個動作。
但這一次，似乎有些不一樣。
“好的，沙書記。”高育良的聲音很平穩，像平時一樣。
他翻開面前的筆記本，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后他抬起頭，目光從在座的每一位常委臉上掃過，最后落在沙瑞金身上。
“剛才聽了沙書記和達康書記的發言，還有各位同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很受啟發。”他說，“所以我才申請最后一個發言。我想在前面同志們的發言基礎上，對自已做一個更深入的剖析。”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更加沉緩。
“我今年六十二了。從大學畢業算起，在體制內已經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前二十年是在漢東大學，教書育人，做學問；后二十年是從政，從呂州市政法委書記，到呂州市委書記，到省政法委書記，到省委副書記。四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這四十年，我經歷了很多事情，也見證了漢東的變化。有時候夜深人靜，我也會回想自已這一路走來，到底做對了什么，做錯了什么，有沒有辜負組織的培養，有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
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清晰，像是經過深思熟慮后才說出來的。
“今天借這個機會，我想對自已做一個剖析。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他停頓了一下，仿佛在組織語言。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我的性格。”
“我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從小讀書，后來留校任教，再后來走上仕途。這條路，說好聽點，是學而優則仕；說直白點，是一個知識分子被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推著走的過程。”
“知識分子有什么特點？我覺得，最大的特點就是理性，或者說，過于理性。凡事講邏輯，講道理，講規矩。這本是優點，但從政之后，有時候也會變成缺點。”
“比如，遇到矛盾和沖突，我本能地想去調和，想去平衡，想去尋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這本身沒有錯，但有時候，調和多了，就會顯得缺乏原則；平衡多了，就會顯得立場模糊；尋找共識多了，就會讓人覺得你這個人，不敢碰硬，不敢擔當。”
他看了一眼李達康，語氣里帶著一絲自嘲：“達康書記跟我共事過，他最清楚。我在呂州的時候，有時候下面的人鬧矛盾，我第一個想法就是找雙方談話，做工作，爭取和解。達康書記那時候就說我，太軟了。”
李達康微微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高育良繼續說：“這種性格，有時候是好事，能團結人，能化解矛盾。但有時候也是壞事，特別是在一些需要果斷決策的時候，我可能會猶豫，可能會想太多，反而錯過了最佳時機。”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我的經歷。”
“我前二十年是在學校度過的。學校是什么地方？是象牙塔。雖然也接觸社會，但總體上，環境相對單純。后來從政，進入地方，進入官場，才真正見識到什么叫復雜，什么叫博弈。”
“從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進入一個相對復雜的環境，這個過程，我用了很長時間去適應。有些同志可能覺得我老謀深算，其實不是，我只是比別人多想了幾個回合而已。因為我從學校里帶出來的習慣，就是凡事多想幾步，多問幾個為什么。”
“但這種習慣，和我剛才說的性格一起，有時候就會變成問題。想得太多，就容易猶豫；問得太多，就容易顯得不夠果斷。特別是在一些需要快刀斬亂麻的時候，我可能沒有達康書記那么雷厲風行，也沒有同偉同志那么敢作敢為。”
祁同偉在旁邊微微動了一下，但沒有說話。
高育良繼續說：“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我的‘軟弱性’。”
這個提法，讓在座的人都微微動了一下。
“我剛才說了，我性格里有調和、平衡的一面。這本是知識分子的特點，但從政之后，有時候會變成一種軟弱。或者說，這歸屬于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說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
“比如，有些事明明應該堅持原則，但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關系，我可能會選擇妥協。有些話明明應該說清楚，但考慮到別人的感受，我可能會說得委婉一些。有些人明明應該嚴肅處理，但考慮到他的背景、他的前途，我可能會心軟。”
“這種軟弱，在和平時期可能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在一些關鍵節點上，就會變成致命傷。”
高育良繼續說：“就比如說，上次沙書記說的呂州月牙湖美食城。”
會議室里的氣氛，微妙地緊了一下。
終于來了。
現在省里流傳最多的兩個熱點，一個是侯亮平的分手費事件，另一個就是這個美食城。
剛才分手費已經被隱晦提過了，現在美食城也逃不掉。
高育良的語氣變得更加沉緩：“美食城這個項目，是我在呂州工作期間批準的。這些年，因為污染問題，老百姓意見很大，省委也多次提出批評。作為當初的決策者，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回憶。
“當時的情況，我今天想多說幾句。不是為了推脫責任，而是為了讓同志們更全面地了解，一個決策背后，到底有多少因素在起作用。”
“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剛過不久，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省委提出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呂州作為漢東第二大經濟體，自然要帶頭。美食城這個項目，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
“當時趙立春同志還在漢東，他對這個項目很重視，多次過問。趙瑞龍同志作為投資方，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從當時的條件看，這個項目確實符合發展方向——投資大，帶動就業多，還能促進旅游業發展。”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復雜起來。
“但今天回頭看，我當時確實有‘唯上’的思想。趙立春同志重視，我就覺得應該支持；上面有要求，我就覺得應該落實。加上當時對環保問題的認識確實不到位，對項目的長遠影響考慮不夠，最終做出了那個決策。”
“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局限性’吧。但說到底，還是我自已的問題——太相信上級的判斷，太依賴投資方的承諾，太急于求成，對可能產生的問題預判不足。”
他抬起頭，看著在座的常委們。
“這些年，美食城的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老百姓反映越來越強烈，我每次聽到這些消息，心里都不好受。因為我知道，這個項目的批準文件上，簽的是我的名字。”
“我后來想過，如果當時我能多做一些調研，多聽一些不同意見，多考慮一下長遠影響，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但歷史沒有如果，做錯了就是做錯了。這個責任，我認。我會向省委和zhong央做檢討。”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沙瑞金看著他，好一會兒才開口：“育良同志說得很誠懇，自我批評也深刻。讓我們為他鼓一下掌吧。”
會議室內傳來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掌聲停下來，沙瑞金繼續開口：“我聽完很受啟發。但是育良同志，我覺得吧，既然做自我剖析，就不要有所保留。”
高育良看向沙瑞金：“沙書記，這話怎么說？”
沙瑞金也看著高育良：“育良同志，《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著作，我在黨校也學習過。”
“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你談了，依附性呢？”